徐斌回到环保事业群的办公区时，整个楼层的灯还亮着一大半。

他穿过格子间之间的狭窄过道，两旁的工位上堆满了各个城市分拣中心的运营数据表、设备维保记录和环卫合同复印件。

几个年轻的分析师正凑在一台电脑前核对垃圾进厂量的最新数据，屏幕上的曲线图在持续走低，像一道被拉歪了的滑梯。

徐斌拍了拍手，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过来。

“紧急任务。”

他把吴浩定下的三步走方案简洁明了地复述了一遍。

“第一步应急谈判稳住现有合同，第二步和方研究员团队对接论证配套焚烧设施的技术可行性，第三步重新定义分拣中心的定位，从单纯的来料加工厂升级为城市资源循环利用的枢纽站。”

他一边说一边在面前的白板上用马克笔画出三个并列的方框，每个方框下面列出具体负责人和完成时限。

讲完之后他把笔帽咔嗒一声扣上，问众人道：“有没有问题。”

没人提问，所有人都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加班。

运营组的几个人当天晚上就订好了机票，按照城市严重程度排序，排出了一条跨越好几个省份的出差路线——先去垃圾缺口最大的东部沿海城市，再折向中部几个黄灯预警的区域，最后一站是一个尚能维持但存在潜在风险的西南城市。

徐斌自己带队，让法务部派了两个人随行，又从商务组抽调了一个擅长合同谈判的老手。

临走前他给每个要去的城市的分拣中心负责人打了电话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让他们把最近半年和环卫公司的所有合同、对账单和沟通记录整理好，他到了之后要逐份过目。

第一站是沿海那座垃圾焚烧站建得比垃圾还多的城市。飞机落地时天色已近傍晚，机场高速两侧的广告牌上挂满了新能源企业的标语，其中好几块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招商广告，巨大的烟囱效果图在夕阳余晖下泛着暖橙色的光泽。

徐斌坐在出租车里看着那些广告牌从车窗外飞速掠过，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敲着节奏。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，心里有事时手指就停不下来。

第二天一早他带着团队去了当地市政府的环卫主管部门。

接待他们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处长，姓周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办公桌上整齐地码着几摞文件，墙上挂着一幅全市环卫设施分布图。

周处长态度很客气，亲自给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