务同样涉及大量数据跨境。

三叔和三婶的话，代表了地方发展现实压力与家族关联利益的双重考量。

“三叔，三婶，我明白地方的难处。”

孟寻斟酌着词句，

“数据安全是底线，不能动摇。但我们在制定细则时，会充分考虑不同场景、不同风险等级，实施差异化管理，不会‘一刀切’。

对于符合条件、风险可控的正常商业和科研数据流动，我们会开辟‘绿色通道’，确保不影响合法合规的国际合作。”

他的回答不卑不亢，既坚持了原则，也留下了灵活空间。

谢建新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，但孟寻能感觉到，家族内部对于他推行政策的力度和节奏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。

这让他意识到，即便在家族内部，平衡不同利益诉求也是一门复杂的艺术。

除了制度层面的博弈，另一条战线——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争夺也日趋白热化。

孟寻在调研中发现，我国在数据存储、处理、分析的一些基础软件和核心硬件上，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依然很高。

这不仅是成本和效率问题，更是巨大的安全隐忧。

他极力推动设立“数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攻关”专项，希望能集中力量突破分布式数据库、大数据处理引擎、隐私计算等领域的“卡脖子”技术。

然而，这一提议遭到了不小的阻力。

一些观点认为，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是主流，重复造轮子成本高昂，不如直接引进成熟技术。

这背后，既有路径依赖的思维定式，也可能存在着与国外技术巨头利益捆绑的复杂因素。

在一次部门协调会上，一位来自技术引进部门的专家直言不讳：

“孟主任，我们承认自主可控的重要性。

但是，像甲骨文的数据库、亚马逊的云服务，经历了全球大规模应用的检验，稳定性和性能有保障。

我们从头研发，先不说能不能成功，就算做出来，性能和生态能跟上吗？企业愿意用吗？这会不会导致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拉大？”

这个问题非常尖锐，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疑虑。

孟寻没有回避，他列举了近期一些国内厂商在特定场景下取得的突破，并强调：

“技术自主不是为了闭关锁国，而是为了拥有选择的权力和谈判的底气。 我们不能把数字大厦建立在别人的地基上。

初期可能会有阵痛，但这是通向数字强国必须迈过的坎。

我们可以采取‘试点替代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