意味深长地说，“我跟他喝过两次酒，这个人，只要钱给够，什么都敢干。”

沈砚之明白了。乱世之中，枪杆子就是硬道理，而钱，能买来枪杆子，也能买来看枪杆子的人。

“要多少钱？”

“这个数。”陈其美伸出三根手指。

“三千大洋？”

“三万。”

沈砚之倒吸一口凉气。他们在日本六年，靠华侨接济，靠打零工，攒下的全部家当，也不过两万大洋。三万，是要掏空家底了。

“司令，这钱不能省。”程振邦低声说，“有了枪，咱们就能拉队伍。有了队伍，还怕没钱？”

沈砚之知道他说得对。革命不是做慈善，该花的钱，一分不能少。他咬咬牙：“好，三万就三万。陈先生，安排一下，我要见那个王连长。”

“今晚就行。”陈其美说，“他在百花楼有个相好，每晚必去。我在那儿订了雅间，就说我是南方来的茶叶商，想跟他做笔生意。”

沈砚之点点头。他看看院子里的石榴树，深秋了，叶子掉光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，在风里摇晃。可他知道，等到明年春天，这棵树还会发芽，还会开花，还会结果。

革命也是这样。一次失败了，再来一次；两次失败了，再来第三次。只要根还在，希望就在。

“陈先生，”沈砚之忽然问，“你说，咱们这次能成吗？”

陈其美笑了，那笑容里有种看透世事的沧桑：“沈司令，我今年四十二了，从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，到现在十四年。这十四年，我见过太多同志牺牲，太多希望破灭。可我还是在这里，还是在做这件事。为什么？”

他顿了顿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因为我相信，这个国家，不该是这样。它应该更好，它必须更好。而能让它变好的人，不是那些当官的，不是那些有钱的，是我们，是千千万万像我们这样的傻子。”

沈砚之也笑了。是啊，傻子。他们就是一群傻子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提着脑袋闹革命。父亲是傻子，程振邦是傻子，陈其美是傻子，他也是傻子。

可这个国家，总得有些傻子。

“陈先生，”沈砚之举起茶杯，“以茶代酒，敬傻子。”

“敬傻子。”陈其美也举起杯。

两只茶杯碰在一起，声音很轻，可在那轻轻的碰撞声里，沈砚之仿佛听到了惊雷。

那是革命的声音。是从武昌传到山海关，从山海关传到南京，从南京传到日本，如今又从日本传回天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