绒，咳嗽声不断。

工钱，却一分没涨。工时，因为要“充分发挥机器效能”，从原来的六个时辰，拉长到了七个半时辰，工钱还是按天算。伙食，还是老样子——早晚两顿稀粥加咸菜，中午一顿糙米饭加不见油星的煮青菜。

“东家，”工坊大管事凑到钱东主耳边，低声道，“下面人……有点怨气。这新机器是快，可人也累啊。工钱是不是……多少加点？哪怕一天加两文钱，也是个意思。”

“加钱？”钱东主眼睛一瞪，“你懂个屁！这机器是带款买的！不要利息啊？这厂房扩建不要钱啊？现在纱价被那些大户压得这么低，不加量，怎么赚钱？还加钱？没让她们多干半个时辰抵机器钱就不错了！嫌累？嫌累别干！外面想进来的人多的是！”

大管事缩缩脖子，不敢再说了。

怨气像潮湿的柴火，一点点堆积，只差一个火星。

火星在几天后来了。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工，因为连续劳作，精神恍惚，手指被飞速旋转的纱锭绞了进去，当场鲜血淋漓，两根手指骨节粉碎。工坊里只是简单包扎，给了两百文钱，就让家人抬回去了，说是“自己不小心”。

这件事，成了导火索。

当天夜里，在工坊后面堆放废料的破窝棚里，几个平时在工人中有点威望的男女工，聚在了一起。油灯光如豆，映着几张愤怒而紧张的脸。

“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！钱扒皮这是不拿我们当人！”

“机器是快了，可咱们更累，伤的人更多，工钱一分不加！”

“我听说，长安城里王爷有新政策，说要搞什么‘工会’，工人可以跟东家谈条件！”

“谈？怎么谈？钱扒皮能听咱们的？”

一个三十多岁、脸颊有疤的粗壮汉子，叫石大勇，是织坊里的力工头。他沉声道：“光靠嘴说没用。得让他肉疼。我有个主意……”

第二天，工坊的蒸汽锅炉，怎么也烧不起来了。不是这里漏气，就是那里堵了。检修工查了半天，支支吾吾说“可能要多修几天”。

紧接着，纺纱车间里，机器接二连三“出故障”。不是传动皮带“莫名其妙”断了，就是关键齿轮“突然”卡死。一上午，能正常运转的机器没几台。

钱东主急得跳脚，催着修，可“故障”像是会传染，越修越多。产量骤降。

到了下午，更绝的来了——没人来上工了。

除了少数几个工头、管